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是电影电视和小说创作中很常见的叙事手法，它们是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重大命题，宏大叙事往往把宏大的历史事件重现给观众，让观众感受到宏大的历史震撼，个人叙事则往往更加关注小人物的普通生活。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将使作品呈现出“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有意味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统一。
宏大叙事把大场景、大事件摆在人们面前，其震撼力是很强的，给观众的往往是最直观的感受，但不容易把观众的情感代入进去。宏大叙事有其恢弘的气魄，但也有着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它直接表现历史主题，却让个人在历史里面被淹没。如《大决战》之类的反映三大战役的影片。这一类影片，通常都塑造一个炮火隆隆的战场，刻画几个光荣的人物，最后以胜利告终。在这种影片中，个人是渺小的，甚至在《董存瑞》之类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作品中，个人的形象也是模糊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出现的，只是给观众灌输了一种观念形态。对于个人叙事涉及得很少，现在看来，是很难有一个好的立足点的。没有了好的立足点，影视作品就容易进入创作误区。将个人叙事处理得恰当的宏大叙事就很优秀，如《彼得大帝》、《巴顿将军》，这些都是宏大叙事电影，但它们都突现了个人形象。
个人叙事就是描写人物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弱化了时代背景，它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对于心理的刻画更加深入，如影片《东邪西毒》，这是一部表现人生如翩翩落叶的影片，淡化了宏大叙事，在每个人物的内心展现抉择与遗忘，是典型的个人叙事的影片。但处理不当的个人叙事有着其与生俱来的逼仄与苍白。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很多纯粹的个人叙事的影片，到了第六代导演，他们更加愿意用电影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丝毫看不到宏大的历史内容，跟社会生活毫不相干，如《绿茶》等影片，基本抛开了历史内容，躲进自己的个人天地，抒发自己的小悲苦。而处理得好的个人叙事的影片，如《阿甘正传》，虽然讲的是个人，但从中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史。
宏大叙事下的个人叙事，使得个人的个体形象成为历史标本。我们知道，要研究历史的演变，最主要的就是看标本，有了标本，研究起来就有了一个根据。把个体形象作为标本，从而使历史获得了生命，不但展现了个体人物的内心世界，还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变迁。电影《活着》讲的就是历史洪流下的小人物一生的经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福贵一家经历的动荡，在电影里化成一步一步的遭遇，在时代的烙印下，福贵一家艰难地生活。影片选取福贵一家作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从个人叙事的角度来引发宏大叙事，是对“人”的平视。韩国影片《孝子洞理发师》是典型的宏大叙事下的个人叙事的影片，这是一部反映小人物生活状态的剧情片，风格温和而平缓，两个小时的影片，虽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高潮爆发点，但是小人物细腻的情感始终贯穿全片。此片的结构和讲述方式，与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最底层平常人的生活与跌宕的社会洪流相结合，把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相统一，在一种平和的叙事中，将整个故事的张力一点一滴地凸显出来。两部影片都是平视眼前的生活，平视着宏大的历史洪流下小人物的生活。
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皆不可或缺。没有了宏大叙事，事件的叙述便没有了大的背景，人物的生存会很苍白。而同样的，没有了个人叙事，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便没有了一两个典型的个体当作代表，勾勒不出个体人物的形象，也就没有了典型的事例，不具有说服力。宏大叙事作为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它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当个人叙事与它结合时，宏大叙事的表现就找到了一个立足点。这时，个人叙事就成为宏大叙事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个人叙事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宏大叙事。反过来说，宏大叙事也为个人叙事提供了良好的叙述空间和时代背景。所以，宏大叙事角度下的个人叙事，是承袭了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双重优点的，其达到的艺术境界也是非同一般的。《孝子洞理发师》的故事背景，是韩国政治最为动荡的六七十年代，好像当时整个世界都很动荡，政治思想异常活跃。总统被称呼为“爷爷总统”，人们随意地谈论政治。在这部电影里，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甚至是总统与理发师的关系，无一不是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叙事。影片主人公汉墨是个性格质朴的小市民，与《活着》里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福贵相比，他要相对幸运一些，他在青瓦台附近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开着一个小理发店。在处理夫妻关系上，他用选举需要“超过半数”的基本原则说服了怀孕5 个月的老婆生下了儿子，因为他从朋友那里听来“四舍五入都可以修改宪法呢”。反抗队伍游行的那一天，他用小车推着即将分娩的妻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梭。在4 月19 日这个历史时刻，他的儿子纳安降生了，把个人叙事置于宏大的历史洪流之中，使观众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汉墨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更不用说什么政治认识，在政治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随波逐流，但却与很多人一样，有着盲目的政治热情，在家里悬挂着总统的画像。朋友们见面就谈政事，填选票时，填错了可以用口水涂了再填。他无条件地相信国家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即使在别人都指责选举不公时，他还可以跟着所谓有“政治头脑”的邻居混在一起，在总统选举中作弊，吞下选票。盲目的政治热情曾经弥漫在六七十年代的世界各地，这一点很有代表性。接着，一次意外的“间谍事件”，使汉墨受到了总统的表彰，他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总统的御用理发师，从此他的生活比起正常人来，多了一丝涟漪，甚至有幸参加总统的私人会餐。但是当他真的要面对自己曾豁出命去支持的政治领袖时，喜悦感和满足感却在瞬间崩溃、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伴君如伴虎”似的传统惶恐，这种来自权力阶层的巨大压迫，甚至让他一回到家就瘫倒在地。不用对当时的社会概况有过多的描述，单从小人物汉墨的言谈举止就能看出来当时的社会背景与风气。
社会的动荡对于小市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父子之间的感情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挤压得惨不忍睹，汉墨希望儿子长命百岁、健康成长，他给儿子选择了“纳安”这个名字。带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发生在七十年代，韩国军人在汉城抓获了一批朝鲜刺客，总统班底借机对反对派进行大清洗，由于刺客被捕时正好腹泻，情报局就将此间所有的汉城腹泻者都定为间谍嫌疑犯。一时间满城风雨，所有拉肚子的人都遭到了逮捕和严刑拷打，偏巧理发师8 岁的儿子吃坏了肚子，竟然也被抓走，和那些无辜的成年人一样，遭受了政治犯的基本待遇——残忍的电击。大多数嫌疑犯最终被野蛮地处以莫须有的死刑，理发师的儿子侥幸被释放，但从此双腿麻痹，无法站立。这时，理发师才爆发了内心长久的愤怒，拿着剪刀冲上街头，但以他唯唯诺诺的个性，观众对他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果然他也只是面朝青瓦台方向无力地痛哭、嚎叫和抽搐，并剪着自己的头发。影片的结尾很阳光，并充满了希望，汉墨与腿病痊愈的儿子骑上了自行车，他们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而朴实。影片的焦点集中在理发师一家的身上，讲述他、妻子和儿子在国家的动乱中如何艰难生活下来，讲述的是他们一家人的家史。在这个小市民的故事面前，所谓的国家命运、政治风云都变得那么渺小了。但如果不是把这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话，仅仅从他们如何苦难地生活着手，那取得的艺术成就则不足为道了。相对地，如果仅仅从大的历史洪流来看韩国社会的变迁，而没有汉墨这一家人作为标本，又无法凸显历史。
宏大叙事下的个人叙事，往往展现给观众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在经过很好的融合之后，展现出来的反而是个人与社会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看似对立的个人与社会，恰恰使个人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制度，反而让宏大叙事下的个人叙事的表现力度大过了直现历史的宏大叙事。影片《孝子洞理发师》一方面尽力真实地来表现韩国的历史（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又以小人物的个人叙事来表现这个社会环境，将个人叙事置于宏大叙事之下，二者很好地统一在一起。在这部电影中，一个又一个混乱多舛的年代，一段又一段艰辛、坎坷的人生，被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相对来讲，《活着》的结尾似乎更好，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的福贵、家珍守着唯一的小外孙，女婿做好了饭，电影到此戛然而止。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的结合，使人物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让观众看到了福贵一家的悲惨命运，还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关系，使得个人与社会达到了统一。
美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约翰·霍华顿·劳逊在《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一书中指出：萧伯纳的人物在台上讨论社会制度，而契诃夫的人物本身就是社会制度。这就是说，一个成功的剧作不需要对历史背景多作描述，从人物的言谈举止中就能看出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从人物嘴里说出来，固然是表达对社会现象的看法，但让人物本身去体现社会制度，让观众从人物的身上看到社会制度，这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编剧才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一、结论
（一）宏大叙事让人看到社会历史现象，把个人叙事放在宏大叙事下让观众在个体人物身上找出社会制度，使历史内容和个人生活达到了很好的统一。
（二）在编剧创作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宏大叙事，或一味地追求个人叙事，都是不明智的。既不能只提倡空洞的宏大叙事，也不能只提倡苍白的个人叙事，形式本身没有高下，也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所谓艺术，不过是为表现对象寻找到最恰当的呈现角度和方式。
[1]约翰·霍华顿·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曹征路.新文学运动百年祭[EB/OL].,2005-3-22.
[4]胡智锋.中外影视研究系列丛书[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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